放开二孩政策有点“悬”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国家卫计委近日就“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回应称，生育政策的调整事关全局，“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生育成本等问题，即使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很多为人母者也未必会生二孩。分析师也指出，国家放开单独二孩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原先预想的生育率大幅上升。而人口问题将在中长期内影响经济、金融、财政等各方面的改革政策。

　　1未来新生儿将持续减少

　　根据卫计委通报的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情况，我国总人口在去年末已达13.68亿人。今年初卫计委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39.6%受访人群有再生育打算。2014年7、8月份，全国每月再生育申请量达到15万对左右，目前稳定在每月8—9万对。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共有145万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对办理了手续。卫计委预期，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但数据显示，第一波生育小高潮并没有如期而至，单独二孩政策遇冷。

　　中银国际分析师张晓娇指出，在现实中，生育的妇女群体也在老去，她们可能面临收入、住房、工作时间、年龄等约束。“34岁及以下的适龄产妇在2024—2040年间低于50%，35岁及以上的高龄产妇占比逐渐增加是历史趋势。再结合各年龄段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来看，妇女生育主要集中在34岁及以下年龄段。因此，未来新生儿减少是难以扭转的趋势。”张晓娇指出，“从目前情况看，2005—2012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3243，相比2001—2012年的1.3210已经略有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放开双独夫妇二孩政策的缘故，但其影响也远远低于此前预期。我们预计，即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总和生育率也难以达到人口迭代的2.1水平。因此，人口总数的下降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2上海生育成本上百万元

　　2009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刊发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的一份调研报告，报告指出，上海市徐汇区家庭养大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平均要花费49万元。这个数字是按照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及孩子占家庭消费比例推算出来的，“孩子消费的支出占普通家庭消费的40%至50%。”根据2014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710元/年，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9.5万元左右，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0520元/年。根据徐安琪的算法，不考虑物价增长，三口之家养育一个小孩至大学毕业，总经济成本约在84.2万元至105万元。

　　沈先生在上海市教育局上班，太太是银行经理，家庭年收入50万元。据他介绍，小孩费用占家庭每月支出的15%－20%，其中教育费用是大头。高考时为了省下时间复习，沈先生帮女儿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房租两年近5万元。今年女儿参加了一个暑期海外交流课程，一次性就支付了5万元。高中毕业后备考雅思，女儿选择“二对一”英语训练，月花费4万元。如今女儿即将去加拿大读大学，4年本科，除去生活费，住宿费加上学费已达70万元人民币。之后女儿还有升读研究生的打算。如此一算，这笔高等教育的基金数额十分可观。对于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沈先生在支持之余，也感叹年龄太大，错过了时机，如果早10年政策出台，他们一定会再要一个孩子，因为独生子女实在太孤独了，一个家庭多个小孩，有利于家庭稳定和社会劳动力平衡。但沈先生称，近期一个1977年出生的同事就生了二孩，赶上了政策浪潮。

　　家住浦东新区的茹女士是金融从业人员，家庭月收入8万元，月支出3万元，家有一个读幼儿园中班的5岁女儿，预计到幼儿园毕业将花费40万元。暑期中，周一到周六，除了暑期全托班，还充斥着各类兴趣班，钢琴课、溜冰课、思维课、英语课、游泳课等，月花费7000元，外加保姆费2200元和幼儿园学费800元。教育费占小孩总费用的三分之二。茹女士表示，虽然经济不是问题，但由于老人身体不好，无力带小孩，况且自己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生二孩可能会对职位晋升造成影响，所以她对此并不考虑。但她周围同龄人中生二孩或正在备孕的也不在少数，多数人的想法是两个孩子更有利于小孩成长。

　　刘阿姨是江西人，在上海已居住十多年，先生随她一同过来，膝下两个孩子均已成家生子。夫妻两人打着零散的保姆工。现年42岁的她已有了一个3岁的外孙女和一个8个月大的孙子。谈及下一代的生育，刘阿姨对二孩充满期待，“我当然想啦，等我做不动的时候就回老家，带孩子去，让媳妇和儿子出来打工。”她说，江西的生活成本较上海低很多，孩子在上海也没有户口，就放在老家养。她的子女对此没有异议，但就如何带孩子，考虑到今后的生活成本，还是“从长计议”。

　　3人口红利消失影响政府财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呈现负增长，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由于这个变化，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劳动力投入都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预测，未来中国劳动人口比例会持续下降。

　　在蔡昉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积累，其贡献量占经济增长比重达60%至70%。而资本积累的实质是人口因素带来的优越条件。蔡昉表示，过去中国通过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依赖点在于：一是中国长期人口抚养比呈下降趋势，负担轻，所以成就了中国几十年来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二是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

　　张晓娇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以及人口年龄中位数不断提升，原本以储蓄为主的收入配置方式将逐渐发生改变，投资或成为下一个收入配置领域。这种资产配置的边际变化，将给金融体系带来较大变化，其中之一已经出现，即“存贷比”指标的修改，“这种变化可能并不会影响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但是会提升金融行业发展多元化的程度，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的重要性或将提升，同时不排除混业经营行政障碍破除的时间提前。”

　　张晓娇同时指出，由于劳动力是贡献税收的主要力量，因此劳动力的减少将直接影响税收乃至财政收入增长，“从国外经验看，社会中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增加社会在养老金、医疗等非生产性消费方面的支出，国家财政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支出就会下降。当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扩大时，政府只能选择发债借钱来维系高福利体系的运转。这一点无论从日本或欧洲高福利国家来看，都没有例外。”

　　4将育儿成本向社会转移

　　“从美国的经验和研究结果看，只有对未来保持持续稳定且向好的预期时，人才会倾向于多生育。”张晓娇称。

　　专家分析称，众多家庭对生养二孩望而却步，不仅是因为经济压力，还因为高强度的育儿精力投入、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精神压力等。若要缓解育儿的现实压力，首要是将家庭的支付成本向社会转移，由政府承担一定的成本，如延长产假、增加生育津贴、扩大义务教育年限，特别是让公共服务均等化，使教育资源尽量平均分摊，淡化无谓的竞争。

　　如果能解除养老、医疗等后顾之忧，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或能减少。教育是孩子支出的重中之重，“公平”与“普惠”的教育改革让无数家长翘首以待。教育改革能化解很多不必要的育儿成本，如补习班费、学区房、择校费，及为育儿安全支付的进口奶粉费等。国内大学也应提升竞争力，增加国际化，减少中国的“留学赤字”，使城市白领家庭不必为孩子支付高昂的留学费用。